虎门批发女装批发市场(虎门批发女装批发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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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曙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虎门曾是著名的“南派服装”加工生产基地,曾经拥有一千多家制衣厂,还有织布、定型、漂染、拉链、刺绣等配套厂100多家,40万从业人员,年产服装过亿件(套),年销售额过百亿元,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服装五分之一产自东莞。”不管是否有夸张的成分,但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让东莞人心生扬眉吐气之感。



在虎门,没有人不知道富民时装城,这个赫赫有名的服装批发大王,被誉为“品牌孵化器”、“百万富翁的摇篮”。然而,并不是人人都知道,虎门的服装业是怎样从小小的地摊成长起来的。

在1970年代末,内地刚刚开放,凡是从广东流向内地的东西,无论电影、流行歌曲、图书、卡式录音机、相机、菲林,还是电子手表、尼龙丝袜、缩骨遮、连衣裙、即食面,无不罩上了新生活的光环,人们第一次看到外部的世界,原来如此缤纷多彩,充满诱惑。谁都以拥有一两件广货为荣,没见过广货的人会被别人取笑老土。

广货最初的含义,并不仅指广东生产的商品,而是泛指所有来自广东的洋货、(香)港货。提着一部从广东买回来的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以最大音量播放港台流行歌曲,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成了最时髦的形象;第一次戴上“麦克墨镜”(麦克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男主角)的人,舍不得把价钱牌扯掉;第一次穿上长统丝袜的少女,发现自己的秀腿原来如此迷人。年轻人对洋货的迷恋和追求,几乎到了盲目狂热的地步。全国各地的公费旅客,络绎不绝地往深圳沙头角跑,扛回一大堆一大堆廉价的太空褛、尼龙丝袜、饼干、录音带、手表、电子计算机、太阳墨镜和三鲜伊面。许多人把这些东西再转手出售,从中牟利。


《大西洋底来的人》带起了一股蛤蟆镜的热潮



这种热闹的景象,把虎门人惊动了。1978年以后,在虎门镇执信公园外面,出现一些卖洋货的小地摊。所谓洋货,大部分是香港的亲戚朋友捎来的港货,诸如衣服、袜子、太阳镜之类的,有些是渔民从海上带回来的。自从沙头角中英街火起来以后,不少虎门人便跑到沙头角进货。当时在沙头角买东西是有限量的,多了就有走私之嫌,人们便把买的衣服全穿在身上,有时甚至穿上十几套,避过边境检查。这样来来回回地捣腾,把大包小包的衣服扛回虎门,在地摊上吆喝兜售。这些人被称为“水客”。

渐渐地,在虎门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洋货一条街”,街上每天都是人头攒动,热气腾腾。那年头人们的服装十分单调,不是蓝就是灰,不是中山装就是军装,穿件军装最好还是洗得发白的,打两个补丁更妙。档主们卖力地向客人推销着用家庭缝纫机生产出来的第一代“虎门服装”:仿港式男女服装,还有一些从特区运来的衣服和新颖有趣的小百货,一套香港西装十几块钱,令北方顾客两眼放光,爱不释手。虎门的衣服贩子到沙头角进货,内地的衣服贩子到虎门进货。



镇政府没有取缔这些街边仔,没有因为“乱摆乱卖”而驱赶他们,那时还没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也没有“走鬼”这种叫法,这种叫法是后来通过香港影视才传入内地的。大家把这些街边仔叫做“个体户”。个体户,这个名词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内涵复杂,冷暖悬殊,经常会遭到鄙夷和轻视,觉得他们脱离了集体,不是一份正正当当的工作,但等他们赚了钱的时候,又会吸引无数崇拜、羡慕的目光。在崇尚个人创业的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个体户”三个字,一度被赋予了某种魔力,令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

政府在1981年成立了“虎门个体劳动者管理委员会”,把个体户的小摊贩合法化。这个管理会最初只有三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还是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每天蹬着单车,到“洋货一条街”向摊贩们收管理费,一个摊位收一两毛钱,后来涨到五毛,她没少看个体户们的黑脸。

在1982年打击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运动中,洋货一条街受到重点清理,一度变得肃杀冷清。1983年,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

胡耀邦在《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中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很清楚。”胡耀邦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为人民的吃穿用等等方面服务,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生活会搞成什么样子呢?我国把剥削制度废除了,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他肯定了当时全国186万个体户创业走的是一条“光彩的路”,干的是“光彩的事业”。



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东莞的个体户重新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板,把已经塞到床底下的车仔、货架,又全都搬了出来。1986年,小摊档愈开愈多,成行成市,管理会干脆借了51万元,在沙太路原虎门房管所的住宅楼里,开办了第一个服装市场:富民服装批发市场。这就是后来莞商时常提起的“旧富民”。

虎门的历史巨变,就在这些闹哄哄的街边地摊上,开始酝酿了。一个人摆地摊,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货郎;一百个人摆,就变成“洋货一条街”了;一千个人摆,政府就要考虑让他们入室经营了。来自下层的压力,就这样一点一点推动着上层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上与下的距离,并不太远,许多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动,上下合力做成的。任何小改革,民众都能立即从中受益。这也是1980年代的改革,让人长久怀念、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


(虎门洋货一条街照片来自“流行虎门”,特此鸣谢)


读本号文章,品岭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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